陈来认为祭祀是由殷商的巫术传统发展而来，从巫术到祭祀的变化，也正是从理性不能把握的‘神秘性向崇高、道义的‘神圣性转变的契机。
其好处，是把人性从动物性中区分、提升出来，张扬了人性的可贵，但将理性作为人性的先天存在，这真的合乎人性的现实吗？同时，从泰州学派以来的情本哲学家所一直张扬的人的自然情欲的地位又如何保证？既然德性是先天存在的，且有不可分析言之者，那么理智在人的伦理生活中的作用又该如何发挥？他一方面肯定了情感与理智的相互作用是先天德性生成的根本，另一方面又将此相互作用归于历史的进化。在此基础上，黄玉顺建构了中国正义论体系和国民政治儒学理论，并对儒教问题、儒家的超越与境界问题发表了诸多富有创见的观点。
于是本源观念与非本源观念之间的切转，在根本上就是情感与理智关系的问题了。这一时期，很多学者对中国哲学的情感论转向已有自觉，他们是自觉地在此传统中去建构和发展情感主义的哲学理论的。梁漱溟认为，这种体现生命本质的无私情感——理性——是当今人类先天存在的至高无上的美德，从伦理关系上看，也可以称作情义，情义正是一切伦理关系的根本。政治上，表现为民主政治和民族国家独立的诉求。其哲学之立脚点，真可称二千年一大翻案[13](41−42)。
本源层级的观念是前主体性的，形而下的观念是主客对立的，形而上的观念是主客合一的。第二个阶段，生硬嫁接阶段。（《文史通义·史德》）作史贵知其意，非同于掌故，仅求事文之末也。
后文中将六经分别对应于印度、古希腊的经典，并将各文明的神话还原为历史记录，因此，古史皆经的意思是指古史皆是信史。事情大小与记载的巨细。《朱子语类》卷一百二十一云：或问《左传》疑义。这一点不但与晚清、西汉之今文学家有本质区别，而且与一切传统经学都有本质区别。
但如果仅从经史异途，经史位于不同价值序列的角度来理解章太炎夷经为史的作为，便不能揭示章太炎对章学诚六经皆史继承与批判的思想史意义，以及在现代转型时期，章太炎所要建立的史学的内涵。其次，展开了史学记载过程中几点须注意的事项：时间远近与记载详略。
【10】 章太炎在此处将六艺与别的文明中的神话相提并论，主要是强调神官，即特定职位的人记载历史。古文家受到的偏见也是自汉代就有了，只不过晚清时期又提六经皆史强化了古文家的缺陷，再加以后来史学的变化，更加重了其历史罪过。3 陈壁生：《经学的瓦解：从以经为纲到以史为本》，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上古以史为天官，其记录有近于神话（……是在僧侣，则为历算之根本教权，因掌历数，于是掌纪年、历史记录之属……且僧侣兼司教育，故学术多出其口，或称神造，则以研究天然为天然科学所自始。
古代圣王政教在延续性上蒙泽后世，但并不意味着有意规范后世。【5】廖平今文经学重要的一点是将经的特征与纪事性区分开。国无史，未有不沦胥以尽者也。皮锡瑞的《经学历史》，刘师培《经学教科书》第一册，以及本田成之《支那经学史论》是这一时期代表性的研究。
六经皆史并不等于只有六经才能算得上是史。在语义训诂的基础上，章太炎进一步推进了章学诚六经皆史的理论内涵，对经史之间关系的阐释又展开了很多新的面向，这主要体现在《国故论衡·原经》中。
史专记事，恐与五经事体终或稍异时，这样回答：以事言谓之史，以道言谓之经。章学诚所说的经仅限于六经，即先王之政典，由此从著述性质的角度区分了官书和私作，又从传承的角度则区分了述和作。
其次，《春秋》开创了著史传统，作为史著的开端的意义，是以且仅以著史本身垂范后世，而非为万世立法。三、从六经皆史到古史皆经 经学、理学，以及史学之间的互释是经学内部危机和调整的一种外在反映，其中，事与义（理、道）的关系问题是牵涉到经、史界定的核心问题。而史即新经，则借助史的不断发生的时间性开放了经的不断生成和确立。章太炎感叹：世欲奇伟尊严孔子，顾不知所以奇伟尊严之者。14 钱钟书：《谈艺录》，中华书局，1984年，第265页。相比于今文学强调的微言大义，章太炎从古文学的传统出发，对于中国危机的判断和出路是以事为依托的历史，而非排除了事的圣人之法。
4 六经皆史是一个源远流长的传统，并非章学诚独创，其中影响较大的有王阳明，而他的事、道合一的说法直接启发了章学诚的道器合一、不离事谈理。在一个新旧转换的中间环节，章太炎的努力很容易被简化。
12 章太炎：《国故论衡·原经》，《章太炎全集·国故论衡先校本校定本》，第235页。无论章学诚还是章太炎所主张的六经皆史都是清代以来经史问题的一部分。
事情的因果和得以发生的中间环节缘。16 章太炎：《章太炎全集·訄书初刻本訄书重订本检论》，第153-154页。
在廖平的经史关系论述中，经是第一性的，而史则次之。章太炎认为经的本义是用丝绳编贯竹简成书的动态过程，刘师培认为经是对治丝的借喻，用来比喻文字的连缀成篇。而从章氏的政治立场来说，其民主革命的思想与他论述文明史时强调集体的、匿名的创造主体亦相契合。一、事只是迹，道不可以事得传。
他将《春秋》还原为流传至今的第一部史著，并在这个意义上论述《春秋》独一无二的价值。而古文学立场的六经皆史正是强调经具备事的依托。
甚至在重建经学者看来，早在西汉围绕经传的解释已经暗含着事实和价值分离的苗头。将圣人创制作为历史的起点，这与传统经学与今文经学是相通的，也是在创制的意义上，古史不仅是信史而且是经。
因此，章学诚以六经皆史为出发点的学术建设正是出于对这种危机的敏感和救正——经学必须统一，并且认为应该将经学统一于史学。《程氏遗书》卷二上云：《诗》《书》载道之文，《春秋》圣人之用。
章太炎对于信史的关心，由于几种渊源的疑古思潮的出现，并专门写作《信史》《征信》等文章来讨论在晚清今文经学、西方实证史学以及新的出土材料等新的思想、知识状况中如何求得信史。【1】本文认为有必要对此展开论述。这种写作的有效性便是以属于史的意义呈现出来。案：此则古史多出神官，中外一也。
章太炎在历史如何保存国性的表述中，诸如激起愤心，引起复仇的决心等等，实际上回答了民族自我意识和主体性形成的机制是怎样的。经学史作为政教系统一个重要的部分，经学、史学等不同范畴本身是时代演变，认知分化的结果，而不同的时代问题也会带来不同的学术问题，这便产生了批评、救正的行动，又从分化中寻求同源性，呈现政教系统本身的整体性。
因此，章学诚所论六经皆史之史与其说是相对于价值的事实，不如说是属于时间因素的历史性。值得一提的是，漫长的经学时代并非一直以经学之名行诸于世，恰恰相反，经学的延续贯穿着对经学的不断重新命名。
旷观海外通达之国，国无经而兴者有矣。2 江湄：《创造传统——梁启超、章太炎、胡适与中国学术思想史典范的确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139-20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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